双面劳伦斯

流动性——酷儿理论与《双面劳伦斯》

Kalalalala
2018-11-18 00:42发布影评

酷儿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新的理论思潮。“酷儿”一词本是西方主流文化中对同性恋者的贬义称呼,后来被性的激进派借用来概括他们的理论,描述人类性别身份所表现出来的开通,流动,且不断富于变化的范畴和状态。“酷儿”这一概念指的是在文化中所有非常态的表达方式,这一范畴既包括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和双性恋的立场,也包括所有其他潜在的,不可归类的非常态立场。酷儿理论是多种跨学科理论的综合,它来自史学、社会学、文学等多种学科。酷儿理论是一种自外于主流文化的立场:这些人和他们的理论在主流文化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也不愿意在主流文化中为自己找位置。酷儿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向异性恋和同性恋的两分结构挑战,向男性和女性的两分结构挑战,最终向一切严格的分类挑战,其主要批判目标是西方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法——即两分思维方法。

双面劳伦斯

2012年上映的电影《双面劳伦斯》是加拿大导演泽维尔·多兰自编自导的第三部长片。电影以极富有多兰风格的视听语言手法讲述了弗蕾德同她的变性男友劳伦斯之间的十年情缘。影片中的故事开始于1989年,对劳伦斯来说,变性是生存的前提,是令他在水底闭气的三十余年生活后终于呼吸的第一口氧气。然而劳伦斯只是决定了自己的性别,他没想过变性后的人生,他更没有想过,要用十年来验证和生命中最重要的朋友/恋人——弗蕾德的感情。《双面劳伦斯》入围第65届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获得“一种关注”单元的最佳女主角奖以及年度酷儿棕榈大奖。多兰本人是同性恋,他的电影也多聚焦于处于社会特异边缘的男男女女,并从中提炼和挖掘人所共通的细腻情感。在我看来,本片中的劳伦斯正是一位走在时代先锋的“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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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认为,性并非人类生活的天然特征或既定事实,而是一个被建构的经验范畴。它有其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根源,而非生物根源。影片的开始,为了符合作为教师的身份,劳伦斯每日在课堂上向学生传授着自己并不认同的观念;劳伦斯每日和同事的相处也小心谨慎,不愿表露自己的不同寻常;劳伦斯所在的家庭,也是强势的父亲和精明的母亲所组成的最为常态的家庭关系。可以说劳伦斯对于性最基本的认知,是建构在日常知识和日常行为的灌输之中的。异性恋的常规生活是社会常态,他就去遵守着这些约束。但这一切不能改变人真正的天性,只是用各种条框压抑着人自身的可能性,反而加重了劳伦斯对于自我的怀疑,他更想要换上女装,想要真的认清自己。当劳伦斯终于下定决心向弗蕾德讲述自己的困惑时,弗蕾德的态度是“所有的过去都要被重新定义。”弗蕾德一直所认为的“我是女人,我爱的是一个男人。”这件事情也随着劳伦斯的改变,面临着挑战。劳伦斯迈出的步伐打破了二人以往所认知的生活常态,他们要携手面对一个新定义下的生活。

双面劳伦斯

巴特勒的“表演”理论认为,人们的同性恋,异性恋或双性恋的行为都不是来自某种固定的身份,而是像演员一样,是一种不断变换的表演。劳伦斯之前和弗蕾德激情且甜蜜的性行为,未尝不可视作劳伦斯为了顺应社会常态而进行的表演,他的内心并不和他的外在身份与行动相匹配。在传统的性和性别观念中,异性恋机制的最强有力的基础在于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性欲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一个人的生理性别就决定了他的社会性别特征和异性恋的欲望。劳伦斯作为生理性别上的男性,在传统的社会观念模式之下,一直接受的观念便是“我是男人,我爱女人,我会和女性发生性关系。”酷儿理论的正是要向异性恋和同性恋的两分结构挑战,向社会的“常态”挑战。所谓常态主要指的是异性恋制度和异性恋霸权,也包括那种仅仅把婚内的性关系和以生殖为目的的性行为当作正常的,符合规范的性关系和性行为的观点。在影片中,劳伦斯的性别变化按照传统划分有三个阶段,男性,性别倒错者,女性。劳伦斯的性向流动也有三个阶段。未觉醒前,作为男性身体和男性内在与弗蕾德交往;觉醒后,男性身体和女性内在与弗蕾德交往;变性后,女性身体和女性内在与弗蕾德重逢。若按照传统对性别性向的定义,劳伦斯是从男性走向女性,从异性恋走向了同性恋,可劳伦斯又是一位被排斥在传统观念之外的变性人,他不能准确符合任何的传统定义。酷儿理论认为,人的性倾向是流动的,不存在同性恋者或异性恋者,只存在此一时的同性间的性行为,以及彼一时的异性间的性行为;甚至,不存在绝对的传统意义上的男人或女人,只存在着一个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显然,酷儿理论的观点更符合劳伦斯对于自我的认知。因为无论哪一个阶段,劳伦斯都十分确定,“我是劳伦斯,弗蕾德是我唯一真正爱的人。”,他并没有因性别性向改变自己的爱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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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儿理论也是向男性和女性的两分结构挑战,向一切严格的分类挑战。在酷儿理论对各种身份分类的挑战中,超性别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所谓超性别包括易装和易性,还包括既不易装也不易性但是喜欢像另一个性别的人那样生活的人。易装行为是超性别中一个重要的形态。易装行为的一个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对两分的简单概念的挑战,是对男性和女性这种分类法的质疑。劳伦斯的改变从外在看便是从穿女装开始的,他化妆,戴假发,穿上裙子和高跟鞋,走在大街上,面对着众人怀疑和排斥的目光,他在终于找回自我感觉的时刻,却被学校,家人和弗蕾德所抛弃,因为他们难以接受这样的改变,弗蕾德尽管做出了尝试,但是太大的压力让她还是离开了。而这并没有让劳伦斯停下找寻自我的步伐,他进而又做了变性手术。易性者的定义是一个人相信自己的真实性别被装在了一个对立性别的身体中,由于精神不能改变,只好通过荷尔蒙治疗或者手术改变身体,解决矛盾的唯一途径是改变自己身体的性别特征。易性者是性别角色的颠倒。巴特勒认为,不应当易性者划分为一个阶层或者“第三性别”,应当视之为一种风格,是一种可以建设性地解构两性结构的力量。易性倾向本质就是一种跨越边界的行动。劳伦斯选择变性,和金发姑娘夏洛特一起生活,弗蕾德回归家庭,结婚生子。但劳伦斯仍持续着自己对于弗蕾德的关注。二人因新书重逢后,激情难耐,按照划分,弗蕾德原先是异性恋,现在是在试图去发觉自己的双性恋身份。双性恋占据了一个在各种身份之间暧昧不清的位置,它能够昭示出所有身份之间存在的缺陷和矛盾,表明了某种身份内部的差异,一方面是个人性行为和情感选择随时间不同的巨大不连续性,另一方面是个人政治身份的不连续性。弗蕾德可以接受和变性的劳伦斯发生性关系,可以面对自己心中的爱意,但她难以接受一种在她看来是逃避社会的变性情侣生活模式,仍旧跨不出自己心中的坎,选择离开。易性者在社会中的生存处境仍是面临着种种困难的。影片结尾,千禧年将至之际,弗蕾德问劳伦斯是否后悔,但劳伦斯表示自己到了一个高度后不会再下来了。劳伦斯已经摆脱了社会条条框框对自己的束缚,尽管这消磨了他们之间的感情,但更坚定了劳伦斯要为自己而活的信心,这十年间发生的一切对于二人都是有意义的。在我看来,尊重少数族群的权利应该是现代人的主动为之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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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儿理论同样对于传统同性恋文化进行了挑战。酷儿理论家司德维克这样解释,“某种文化中两极对立的分类,比如异性恋和同性恋的划分,实际上处于一种不稳定和动态的关系之中。因此,仅仅争取对同性恋的正面评价是不够的,还要保护人们选择做酷儿的权利。”影片中“玫瑰家族”的人便是传统同性恋文化中的边缘人物。他们打扮浮夸,举止颓废,不会走上街头去为同性恋平权呐喊助威,同性恋文化同样也不会欢迎他们,因为这无助于对于同性群体的正面评价。但他们会聚集在一起聊着各自的情感经历,在劳伦斯因改变身心交瘁,被所有人抛弃时,也只有“玫瑰家族”在安抚他,倾听他的内心声音。“玫瑰家族”并没有明确的性别性向划分标准,他们就是一群按照自己作为人的自然来面对生活的酷儿。“玫瑰家族”在性少数群体的文化中,理应获得平等的一席之地。近些年,同性恋运动从传统的男同性恋,女同性恋走向LGBTQ(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酷儿)就是一个良好的发展趋势。

酷儿理论反对两分方法,承认各种变化的可能性,电影英文名的“anyways”显然比中译名的“双面”要更为贴切和适合。劳伦斯在影片中,面对重重选择和变化,找到了自己,并坚定生活。对于边缘群体的关注,可以为伦理观念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提供契机和更为广阔的视野。酷儿理论不仅取代了的两分法之下对于性别性向定义的传统模式,而且与那些传统模式并存,解构所有的分类和身份,开启了新的可能性,使得人们看到了获得一种摆脱现存僵化的社会文化机制的希望,因而在90年代提出以来得到了不断地发展,并越来越获得学术界和大众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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