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地球

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电影主题论坛 光影七十年 奋进新时代

北京国际电影节
04-22 11:01发布影评

主持人: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媒体界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中国电影家协会和副秘书长毕文宇,首先欢迎大家来到北京参加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今天我们将举办的是由中国电影家协会承办、中国电影博物馆、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中国影协理论评论委员会共同协办的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的电影主题论坛:《光影七十年 奋进新时代》。

来自北京方面的领导有:

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陈名杰

北京电视台总编辑、北京演艺集团公司总经理、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常务副秘书长王珏

中国电影博物馆馆长陈林

协会方面的领导有:

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张宏

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主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

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委员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陆邵阳

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副主任(宋志秦)

中国电影出版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寇勇)

今天的论坛我们邀请到了数位大咖嘉宾,他们是:

著名导演谢飞

电影教育家、原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张会军

导演、摄影师吕乐

导演、监制宁浩

编剧、导演、郭帆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戏剧艺术研究院院长、电影评论家赵宁宇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陈山

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员贾磊磊

上海戏剧学院研究生副主任、电影电视学院院长厉震林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主编、教授、博士生导师吴冠平

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教授、博士生导师聂伟

还有特别邀请到论坛的主持人蒋小涵,我们将共同为今天的活动奉献精彩的论坛,特别感谢各位的莅临,谢谢大家!同时还要感谢专程参加今天论坛的来宾、我们的好朋友,他们是:(嘉宾名单)

欢迎你们的到来!

今天下午我们的内容是非常的丰富,包括主题演讲、艺术报告发布、导演论坛和评论家论坛四个部分,希望大家也保持场内安静,祝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下午。

下面我们有请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陈名杰致辞,欢迎!

陈名杰:尊敬的各位老艺术家、各位专家、各位来宾、以及媒体界的朋友,大家下午好!在这个草长莺飞的最美4月,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从昨天晚上隆重的开幕开始,就开启了这一周的征程,7大板块、300多项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和支持,我首先代表组委会向各位专家和来宾表示最诚挚的欢迎,向支持、帮助北京国际电影节成长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这几天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既要精彩纷呈也要进行理论的探索,今天下午这个主论坛,看到了这么多思想先进、各行各业非常优秀的专家代表,我相信今天下午的论坛一定会给大家贡献非常好的思想,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谈三点思考和问题,请各位专家来帮助我们。

第一点,我们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主题面临着家国,今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总书记讲一切的工作都是以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作为我们的魂,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是今年各个重大活动的开场大戏,接下来有一带一路,世园会,包括五月份的亚洲对话,当然最重头戏肯定是国庆。那么我们今年这样一个特殊的年度,我们把这个主题定位在“家国”,就是希望我们通过我们的电影节的主题,唤起我们无数人的爱国热情,因为电影是最能唤起最广大人民群众共同感受的艺术,所以我们这次希望家国主题能得到最大多数人的认同和响应。

从昨晚的开幕式就看出来了,后半段通过《黄河大合唱》《我和我的祖国》,整个场景大家热血沸腾,为伟大的祖国喝彩,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希望家国主题更进一步的延伸,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割舍不断的家国情怀,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思考家国,我想这是第一个,为什么我们的北京国际电影节主题定位在家国。

第二点思考,未来的三到五年,重大的时间节点,我们在影视创作方面,希望得到各位专家的支持和帮助,大家知道,重大时间节点、重大主题的创作,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创作规律,那么今年建国70周年,北京一系列的电影和电视剧会推出来,明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14亿中国人摆脱贫困,这样的伟大节点怎么样去写好时代的史诗。后面是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怎么样用电影艺术展现。2022年是冬奥会、冬残奥会,我们能不能有更好的作品,希望各位专家帮助我们把脉。

第三点思考,现在中国正在从电影大国迈向电影强国,北京在着力打造有国际影响力的影视之都,这个过程中政府如何发挥更好的统筹作用,更好的为我们的市场提供服务,更好的为市场的发展提供好的环境?那么今年初,市委市政府发布了“金十条”,促进影视也发展的十条意见,应该说得到了很好的回应,后来我们开了北京影视企业的座谈会,非常好,接下来也想听听各位专家对于这方面,到底怎么发挥好市场和政府两个作用,打造有国际影响力的影视之都,为中国电影从电影大国向强国迈进,贡献北京力量。

我就提出这三点问题,请各位指教。这么多人,大家共同出谋划策、建言献策,我相信我们北京的电影市场、中国的电影市场会越来越好。最后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电影主题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陈部长。下面有请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张宏致辞!

张宏:尊敬的陈部长、尊敬的谢飞老师,各位前辈、艺术家、嘉宾、还有媒体界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首先我代表中国电影家协会对各位嘉宾的光临表示诚挚的欢迎,向北京电影节组委会、中国电影博物馆以及付出辛勤劳动的团队,向你们表示团队,尤其感谢组委会把这么一个第一个最重要的论坛,交给中国影协来承办,这是对我们中国影协的巨大信任,对我们工作的巨大支持。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伴随着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步伐,我们中国电影,也走过了70年的光辉历程,那么这70年间,中国电影,就像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国家的进步和发展,看到时代的进步与变迁,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中国电影人的青春记忆。

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我们虽然国土满目沧桑,但人民的精神空前的高涨,这个时代,诞生了中国电影艺术之桥,首部在美国上映的中国彩色艺术片,感受50年代特有的蓬勃面貌。那么进入了60年代,《大闹天宫》《小兵张嘎》等等这些电影无不洋溢着革命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情怀。

到了70年代,一部《小花》震动了中国影坛,随之出现了一系列影片,创新了中国电影的创作面貌。在那个逐渐我们的国门打开的时候,放眼世界的时代,重新燃起了大众对电影的热情。随着改革开放,电影工作者也像雨后春笋般开创了新的艺术风格而广首好评。

以谢晋为代表的第三代导演,他们的影片因开创了新的历史风格而广受好评。

因吴天明、谢飞为代表的第四代导演,创作了《城南旧事》等影片,影片细腻而富有诗意。

以张艺谋、陈凯歌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创作了《霸王别姬》《红高粱》《孩子王》等影片,以强烈的探索的精神去表现了纷繁复杂的历史和现实。

那么相继出现的第六代导演以及此后诞生的新声代导演,分别从自身的人生经历出发,表达了对历史、社会、人生的多角度透视,呈现了多样的电影形态和美学风格。

正是在一代又一代的电影人努力下,中国电影呈现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并迅速向世界展示出中国电影独特的电影魅力和文化内涵。

中国电影人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电影创作活力持续迸发,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电影市场力量空前提高,呈现了欣欣向荣的良好局面。

全国电影的总票房,从2012年的170亿,走到2018年的609亿,成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和世界电影生产大国,我们2012年的全国银幕数1万块,去年达到了6069块,稳居世界电影艺术的首位,中国电影的崛起,成功改写了世界电影的大幕。

随着新中国成长,中国的电影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的过程,老一辈电影人用心血、汗水和智慧鼓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后来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或许时间会冲淡人们的记忆,但电影那些事儿、那些人是永远不会被我们忘记的。所以,留住光影记忆,点亮新未来便是我们这次电影论坛的初衷。

我们邀请到了参与中国电影不同时代辉煌的电影人,我们希望再次翻开历史的记忆,对以往的回忆当中,共同汇聚新的动力。

70年代,新中国电影辉煌和骄傲,当然,也有过徘徊与低迷,年轻的中国电影经历了大浪淘沙,终于回归了理性,今天我们站在了新的历史高点,是中国电影人昂扬向上的姿态。中国电影家协会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电影人的桥梁和纽带,将不断创新工作,与广大电影人一起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在电影高度的宽松过程当中,砥砺前行,我们始终相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我们的电影强国之梦必将实现,最后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电影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张宏书记。70年来,我国发展成果世界电影大国,今天我们将共同回顾这一辉煌历程,首先进行的是主题讲演,有请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主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他的眼睛题目是《守正创新通变集成——70年中国电影:历史与美学》欢迎!

饶曙光: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有这么一个宝贵的机会,跟大家做一个交流,那么得到知道,刚才陈部长和党组书记都谈到,今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那么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中国电影,一路发展到今天,我们已经是一个电影大国,那么我们今后的主题和主旋律,就是推动我们的电影强国建设。那么新中国70年来的发展,是个有机整体,但又呈现出不断阶段性的特征,那么我今天以守正创新、通变集成,70年中国电影历史与美学作为一个表述。用一个范式的概念,对不同时期的中国电影发展做一个描述。

大家知道,新中国成立以前,电影主体集中在上海,众所周知,毛泽东同志在1942年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的方向,那么这就成为了新中国电影的一个基本诉求。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成为了中国电影的一个方向。

大家可能记得,在南征北战这样一部影片当中有一个镜头,有一个台词,有一个很强大的意味,以前的所有的演员要通过演工农兵形象,工农兵的角色才能够进入新中国电影的新的历史创造。英雄人物塑造成为了最大亮点,我们的前辈,反复的论述我们要塑造的英雄、塑造人物形象,那么曾经有三篇文章专门论述董存瑞同志在英雄事迹上的成功,他为我们写出了成长中的英雄,能够让更多的观众所接受和信服,这也程度我们新中国电影的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

那么新中国电影的最大成就,就是我们在建国之初,就建立了一个覆盖全国的电影市场发行体系,就是我们不仅扩展到了城市,而且扩展到了农村,我们建国初期举办了多期的电影放映培训班,所以让全中国的观众都看到中国电影。

我们在电影的叙事模式上,是个戏剧化的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让最大多数的观众看懂、接受、受其中表达的感染和鼓舞,那么这也是为工农方向的一个基本的美学诉求。所以我们看,很多电影,像《冰山上的来客》等等电影的传播度都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

还有一个特殊的历史原因,我们新中国电影的工作者,大多数都不是学电影的,他们懂戏,但对影不是很熟悉,所以形成了这样的戏剧化的表达方式,也成为了中国电影发展的一个基石。

刚才张宏书记谈到,我们17年电影的一个最大的风格,一个最引人注目的风格,就是它的崇高美学,就贯穿着英雄主义的精神和崇高气魄,我们看《上甘岭》《英雄儿女》,我们接受的是崇高的美学,成为中国电影基本的美学发展,也为中国电影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那么新时期,我们有现代化,完成了人的启蒙、创造了新的美学风格,那么创新,成为新时期电影的最主要的潮流。我们很多新时期电影的代表作品,它们在思想层面、表达层面和美学层面,都有很多的创新,比如说《城南旧事》等等电影,就构成了我们新时期电影的创作高潮,也成为了我们创新的一大源泉。

第四代和第五代导演共同开创了走向世界电影的历程,我们跟外界交流的时候,他们对中国电影的导演,其实是从第五代导演开始的,也不仅是第五代,包括谢飞导演的电影也获得过著名奖项,也包括《红高粱》等等走向世界进程,从此在美国的大学开始开设中国电影的相关课程。

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电影理论批评的黄金时代,理论批评的活跃创建了中国电影的繁荣,成为了非常重要的动力。那个时候,大家知道,很多导演拍摄的影片都要到中国电影家协会开研讨会,那个时候创作者和批评者坐在一起推心置腹的讨论,这些讨论的意见都保存了下来,我们当时有个中国电影家协会主编的一个小白皮书,把当时的这个理论和创作的一个对话完整记录,成为今天理论与批评的典范。

我们看到,当中国加入WTO的时候,90%以上的电影人对中国电影的未来表示悲观,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电影的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是倒逼出来的,因为我们在电影全面产业化之前,我们的电影市场,每年的票房大约只有8到10个亿左右,所以当张艺谋的英雄在2002年创造了2.5亿票房的时候,我们都说,张艺谋的票房成为了拯救中国电影的英雄,它在北美市场创造的票房记录,到现在都还是一个非常高的记录。我们的《流浪地球》也都还没有打破这样的记录。

我们看到,我们电影市场高速发展,从2004年到2016年,我们保持了30%以上的增长,但我们的电影市场存在着众多的结构性的矛盾,包括我们很长时间只有贺岁档、贺岁片,只有张艺谋、冯小刚、陈凯歌的“三国演义”,他们的大片成为了市场的风向标。

包括迄今为止,我们的票房,我们的主流电影市场都还是一个同质化的电影市场,我们经常成为一个热点话题的文艺片,也是因为我们现在的主流商业市场,是高度同质化的,所以我们经常讲一句话,这是一个完美的黄金时代、产业的黄金时代,在这个黄金时代里有很多电影人不满意的现象,比如说大量观众的非理性消费以及过度营销,都使中国电影遭遇到了负面的观察和评价。

那么在中国电影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的电影理论批评,可以说是接受和学习西方的电影的,那么存在着很多消化不良或者说不适应的现象,所以到了一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还是要回到电影传统,包括陈山老师一直在讲,我们要学好中国电影史,我们要重新的梳理我们中国电影的传统,我们才能够拍出更高质量的中国电影。

新时代,中国电影最大的主题,就是要走向电影强国。

首先,我们要推进我们中国电影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不是说高速发展不好,而是因为我们为了实现高速发展付出了太多代价,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我们无法维持高速发展,所以我们一定要提质增效,以质量来促进中国电影的发展。

一个最重要的任务,进一步推进电影的供给侧改革,优化电影市场体系,我们看到,我们的文艺片,我们的一些主流电影,我们的一些农村题材电影,少数民族电影,戏曲电影,儿童电影,目前在市场上处于弱势状态,我们要构建一个完善的市场体系,就是要保障多类型、多品种、多样化的电影,都能够各得其所,都能够有效对接自己的目标观众群体,都能够实现自己的良性发展,那么中国电影的发展,才是更加健康和更加可持续的。

拥抱高科技、实现融合发展,我们现在这种互联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电影的结构,我专门也听过一次报告,最后5G牌照的发放,互联网电影会进一步发展,有相当部分的观众,被网络分流了,随着5G牌照的发放,万物互联,对我们的观影将产生很大冲击,中国电影如何实现与互联网的融合与发展,将更大程度的考验我们的智慧和应变能力。

那么如何用国际通行的语言,讲好中国故事,实现中国电影更好的国际传播?应该说最近几年,特别是十九大以来,我们在这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但与国际传播的要求,我们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如何用更好的、更先进的、拥抱高科技的方式,来用世界最先进的电影语言,来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来传播我们的中国声音,来体现我们的中国底梁,来展现我们中华美学风范,这还是一个未完成的任务。

刚刚召开的电影工作座谈会,陈部长提出中国电影的发展要和国家电影的大发展相匹配、相衔接,2035年我们要初步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我们的电影也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要守正,要坚持中国电影的优秀的传统,包括要弘扬我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促进优秀文化的传统的现代化转换和创新性发展,我们要创新,要通过创新来实现守正,通过创新来为中国电影的发展开创更大空间。我们不仅要面对国内的观众群体的变化,包括互联网发展的中国电影变化,我们还要应变国际市场环境,包括好莱坞跟我们进一步的这些,要提高它的这些进入中国电影的数量和分账比例,我们要通变。更多的还要集成,通过守正创新,通过通变,来实现中国电影的更好的发展,我们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我们要齐心合力为中国电影从大国到强国的转变,为中国电影的可持续发展,来作出我们共同的努力和贡献。

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曙光主任,下面我们有请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进行主题演讲,他的题目是《新时代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探索》。

尹鸿:各位前辈、老师,各位领导、各位同仁,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过去一年中国电影发展的状况和认知。因为今年我们是纪念中国电影70年,做了一个完整的回顾,这条线,其实在新中国之前,就一直贯穿在中国电影发展的历程当中。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革命的党,从旧的事件去推翻旧事件、建设新实践,现实主义是个重要的武器。当然还有一个,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主导思想,用到了社会历史领域当中的历史唯物主义,也注定了成为哲学主导思想。

正因为这两个原因,现实主义一直都是指导思想,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的还原典型人物,这句话一直广泛的争论和讨论。可以说讲到中国电影70年当中的每一次的论证,甚至每一次繁荣都与其阐释和认知有关系。到毛泽东提出的两个结合的创作方法,再到新时期我们重新回归现实主义,当然到我今天要讲到的主题。

今年是现实主义的大年,我们看到了一系列的现实主义的作品在这个时期出现,在谈到现实主义的时候,我还是要回到一个老话题,究竟什么是现实主义?在今天的各个表述当中,大家发现有一个经常会出现的表达,就认为现实题材就是现实主义,大家知道现实题材跟现实主义从来不是对等的,有很多现实题材,但表达的都是非现实主义的精神,虚假的现实、空洞的现实,甚至是伪造的现实,这样的题材的作品,其实在新中国电影市场,在当下也会,应该说有一定的数量。

所以现实主义我认为它其实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现实主义精神,未必它是现实题材,但它仍然表达了对现实问题、现实焦虑、现实困境的积极关注。第二个是创作方法,与相似的方式表现生活,我们想,其实这里面也有现实题材,但是是用向现实的逼真方式表现现实。

还有非现实与现实主义,虽然用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但表达的故事和任务是脱离现实、脱离实际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不同风格和混合。比如说,过去一年,我们看到,为什么说它是电影大年,过去一年我们经典的现实主义作品,创作手段和方法,体现了非常强的自觉的现实主义精神,像去年的《我不是药神》,几乎垄断了各大奖项,无论评分还是评奖,也在市场当中得到很大认可。包括《找到你》,讲述了女性在社会与家庭当中遭遇的危机和困境,包括了社会差异、社会冲突。当然也包括了看起来是历史题材,但取材与真实的人物细节和行为,比如《无问西东》。去年我们也出现了很多优秀作品,像《江湖儿女》,包括地久天长,去年到今年还出现了一系列的表现现实的纪录片电影,都得到了市场不同程度的认可。

还有一类作品,去年发现有一系列的作品,有寓言体,看起来广大,看起来不是一个完全写实创作手段的作品,但里面充满了现实寓言,也包括了春节档的宁浩先生创作的《疯狂的外星人》。我们现在已经不仅仅局限在讲好一个故事,还包括对当下中国社会和更形而上的思考和总结,其实作品的意义远远没有被评论界和我们的评论工作者充分的阐释。

还有一类,喜剧风格。虽然质量上有一定差异,但都表现了现实关切,大量的喜剧来源都是对当代中国的发现,可能不是标准的现实主义创作的方法,但仍然体现了现实主义的精神。所以这些创作,体现了五种不同的走向。

还有一类,边缘、底层、甚至非主流现象,表现这样一些人的现象,这些作品当然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很难被接受,因为毕竟还是少数人生活,而且跟大多数人的生活没有直接关联,所以是边缘性的,第六代以来有很多这样的优秀作品,但很难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

还有一类,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创作的主旋律作品,但最主要的问题都是大部分人物都先天是高大上的人物,概念上来讲,很难与普通观众直接产生共鸣,很难进入市场,因为观众会觉得和我们之间有距离,虽然很高大,但跟我之间有距离。还有一类,从当年的冯小刚的贺岁喜剧就开始。

这些观察,也许20年后再来看,你会发现它是多么敏锐的发现了社会的种种矛盾。最后以《我不是药神》为代表的积极的现实主义,也是主流的现实主义,这类作品,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仅表现了住修价值,而且得到了主流市场,不仅表现了我们现实如此的生活,也表现了我们应该如此的生活,我觉得这是两个特别关键性的地方,就是说从第一个角度来讲,它首先是要表现你的现实生活,要你的生活真实,但不仅仅停留在对真实生活的还原上,表现了应该如此的改变,因此它有很强的积极的建设性的意义。

所以这些作品,我们会觉得,它揭示了社会矛盾、社会问题,这个问题上,他们就体现了不一样的特点,而且我刚才讲,既表现了主流价值真善美,人道主义的力量,但同时也表现了主流市场,不仅看到了生活,也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和未来,所以观众跟他们能够产生共鸣。

但为什么前面我加了一个括弧,当我说积极的现实主义的时候,绝不是排斥别的现实主义,我们讲没有任何一种创作方法、手段是唯一的,是可以独霸天下的,多样性是艺术必不可少的前提,但我们需要积极的主流的现实主义。

我讲了很多表达,基础一定是现实困境和现实紧密,而且要写普通人物,我们优秀作品基本都是从这儿开始的,它的故事,可能都是先有困境,但我们最终都解决了困境。

最后,它是让人向上、向善、向美、向前的,所以它能够带给我们一种推动性的力量,所以满足大众的正义感、安全感和幸福感。

不仅中国电影,我们回顾最近十几二十年,世界各国的电影,都是这类电影越来越多,都是主流作品,我们奥斯卡获奖的主要的电影大部分都是这样,大部分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一种是完全是真人真事为主,还有是根据真是事件加以虚构改变的,两种不同形态,但都体现了现实主义的风格,体现了从当年,今年也是纪年五四运动,咱们是90周年,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会知道,当年文学研究会提出最主要的口号,就是“改变人生”,我们提出现实主义,在这点也会为中国社会的缉捕,为改变人生,作出自己积极的贡献,这也是今年中国电影给我们大家特别重要的启示,我们也希望得到更好的舆论环境和产业环境,让中国电影更好的继承、发扬、传接下去。

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尹鸿老师。回顾过去、立足当下、展望未来,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连续12年主持编撰中国电影艺术报告,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始终致力于电影的评论,在电影市场和产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每年组织111位组织与委员,选择十部优秀影片,今年我们将在这里发布最新年度,2019年中国电影艺术报告以及2018年度批评家选择十部优秀电影的片单。有请发布人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委员会会长、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中国电影艺术报告》主编陆邵阳上台。

陆邵阳:尊敬的谢飞教授、各位艺术家、各位领导,下午好。今天我们在这里发布中国电影艺术报告,中国电影艺术报告是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自2018年起,针对年度的电影创作的评价,延续了稳步发展的良好势头,电影时代直面人生,用影像表现了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和当代中国人的心声和情感诉求,涌现了一批富有家国情怀、传递正能量的优秀作品,中国电影艺术报告,从导演、表演、美术、摄影、声音、动画电影创作及海外影响力等各个角度,对2018年度中国电影作出了整体的评价,下面我介绍一下团队,请各位上台合影(嘉宾名单)。

下面我们发布111位委员共同推选的十部优秀影片,排名不分先后:《我不是药神》《红海行动》《无名之辈》《影》《五双》《邪不压正》《江湖儿女》《阿拉姜色》《爆裂无声》《找到你》。

主持人:谢谢陆老师,下面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场圆桌论坛环节,70年导演论坛。那么现在有请本场论坛的主持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戏剧研究院院长赵宁宇老师,本场论坛的嘉宾是谢飞导演、张会军院长、吕乐导演、宁浩导演、郭帆导演,有请大家移步台上。

赵宁宇:各位嘉宾、各位朋友,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我们的祖国砥砺前行、历经磨难,不断自我更新,中国电影通过几代艺术家的视角,创造和再现了这一辉煌历程,不同时代的电影,含着不同的青春记忆和时代印记,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70周年,我们有必要重新回顾和追溯这些曾经在历史上留下印记的电影和电影人,以回荡为契机,探讨和找寻中国电影继续迈向中国电影强国的道路上必须拥有的文化自信和原动力,现在我们台上就坐的五位嘉宾,可以说也代表了新中国电影的历程,德高望重的谢飞老师,是我们所有人的老师,我们求学期间都聆听过谢飞老师的教会。然后张会军老师是我们三个人的老师,我的语言课是张老师教的,所以我成为了主持人。然后宁浩、郭帆导演年轻一点,那么吕乐导演既是导演又是摄影师,可以说我们这个代表了中国电影70年来的,我们能够拥有一些历史的记忆,想到过去的故事的时候,突然变得又年轻了。

谢飞老师,您是“70后”是吧,还没到80,77岁了。谢飞老师从我还很小的时候看谢飞老师的《火娃》《我们的青春记忆》等作品我们非常的熟悉,谢飞老师作为第四代导演的重要代表和电影教育家,您回忆一下,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初,创作中国电影的时候,第四代和您个人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谢飞:很高兴参加这个论坛,以导演的身份和老师的身份,回顾中国电影70年这样的一个国家的生日,电影也是整整70年。

实际上1949年和前70年的坎坷是看到的,后来我又目睹和经历了文革十年文化的毁灭和灾难。在前17年,中国电影辉煌成就是第三代导演,从最早的水华到晚一点的谢晋,他们是我们的老师,一个是1950年前后的一批工农兵电影的出现,然后到1959年献礼的时候,一大批优秀的风格多样的影片出现,60年代初期又出现了一批非常好的片子,当然文革遇到了左的灾难后,1978年以后,新时期,我们第四代和第三代、第五代,都经历过电影的重新繁荣。

回想这样的历程,我们一定要经常的反思、总结经验,百年中国电影历史上有非常多的创作上的成功经验,其实好莱坞经常在讲一些商业类型,其实从二三十年代,中国老一辈的电影人就创造了比较受欢迎的类型,第一个类型是家庭伦理,用家庭命运表现大时代,比如《一江春水向东流》那些。那么17年,一直到新时期的优秀影片,我们是这样传承的,像谢晋导演的三部影片都是反思伦理家庭的。

我觉得这种用家庭命运变化、伦理研究,表现大时代、表现历史、表现中国人的文化,在中国是有非常悠久成功的传统的,所以这条,你像当年的谢晋的芙蓉镇和天山传奇都是十亿人次,有着上亿票房,这个就是大家在文革后,我们又恢复的这样的一个经验。

第二个比较优秀的传统,电影是文化艺术,同时又是一种大众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势,所以中国由三四十年代一直到文革后,把中国武术为代表的中国动作片,功夫片,特别是《少林寺》,一直到后面的发展,也是新时期做了很多恢复。

我觉得特别是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新时期中国的最辉煌的时期,票房特别好,那个时候从80年代290亿人次进电影院,到了90年代初还有50到60亿人次,人均进影院超过了世界上所有的地方,因为传统电影时代,全世界人均进影院是7次。全世界到现在都是3到4次,可是我们那个时候都是10次以上,真的是电影大国,同时从《黄土地》到《霸王别姬》,到1992、1993年同一年内三大奖项都是中国华裔电影,空前绝后。1992年、1993年已经走向世界了。

那么商业走向世界,还有相当长的路,所以我觉得要看到我们70年来的成绩,无论是在表现我们生活,受广大观众欢迎,在文化艺术上被认可和商业,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应该看到了70年在不同阶段,虽然经过了很多坎坷,但经过了传承、改进和克服左的东西、错的东西,找到新的方法,到今天成为世界电影的第二大市场,比较繁荣,这是我的回顾,简单讲这些,谢谢。

赵宁宇:谢谢谢飞老师,讲到第五代导演的作品,那么同时张会军导演就是第五代导演,您给简要讲述一下第五代的这些年。

张会军:其实第五代赶上特别好的时候,能够顺利的考上学,赶上这些老师也被文革压抑了十年,所以把所有的才华都交给了我们,加上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改革开放,使得我们很快的进入到电影界,这点应该感谢社会发展赋予了我们更多的机会。

原来我知道,是像谢飞老师,你们那一代在电影场要论资排辈,每年电影厂拍的片子非常少,所以赶到我们毕业的时候,有很多像谢飞老师他们这些年长的电影工作者的扶持和帮助。其实第五代如果没有这些老的电影工作者的扶持和帮助,可能也没有第五代,我们回顾,实际上是因为敬仰,我们能够回味,也是因为尊敬,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特别是新中国建立70周年以来,电影界的每一代人的成长,都是靠不同的专业人员来提携和挖掘,赋予更多的使命感,所以在创作上有自己的东西能够表达。

我感触最深的就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电影创作,实际上是在现实主义创作的基础上,把人物的命运放在了大时代、大背景下,去反复的琢磨和表达,使得这些东西能够让我们有很多的回味,它所折射的东西可能给我们的父辈,给我们以及后来的人有很多的思考,所以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谢谢。

赵宁宇:谢谢。吕乐导演也是毕业于78班,我们看到他对电影以及美学的认知和表现上都不同,那吕乐导演,想请您谈谈世界电影的振兴和文化对我们的电影工作中发挥了哪些作用呢?

吕乐:其实还是,我自己不太同意按代来分,这是一种好像有点懒的方法。当然了,今天前面的老师,都是先生,我这里想说的,像谢晋导演,我拍第二部片子在上海放映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年龄也很大了,到现场,一边提问,也提意见,还有黄导演的《人鬼情》,还有吴天明老师的《人生》,还有谢飞老师的《本命年》。这几部片子,我自己觉得那是对我们来说是我的老师们、前辈们,他们拍的,对我自己影响特别特别大的片子,一直到现在,因为刚才清华大学的尹鸿老师分析了好多现实主义,我自己觉得,确实拍片子我自己也想走现实主义的道路。

但受的影响呢,就是看到这些先生们拍的片子,比如吴天明老师的《人生》,就是讲乡下的年轻人他有本事,但由于自己有一点眼花了,青梅竹马谈恋爱的姑娘,他喜欢,但所有的良机都错过了,这是一种人生。还有谢飞老师的《本命年》,就是讲普通人的故事。这就是我想我为什么愿意拍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就是因为这样的影响。

赵宁宇:谢谢吕乐导演。那么宁浩导演,我们非常的熟悉,我们刚刚看到《疯狂的外星人》,完成了疯狂三部曲的创作,我记得《疯狂的石头》是2006年上影的,当时我们算过,基本是2006年前后开始以25%到30%的速度,我们的票房市场和院线有了一个攀升,那么宁浩导演是这十年高速发展的见证者,回忆这些创作,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宁浩:我还是觉得我们赶上了一个比较好的机遇,其实我比较明显的一个感受,是之前,就像2006年、2005年之前,严格的说,在张艺谋导演他们拍《英雄》之前,我印象中,中国电影行业经历了一个比较低迷的时代,我们家那边的大多数的电影院都改成了旱冰场,很多影院那个时候都改成迪厅了。

然后好像从我们那个时候开始,突然感受到了一些变化,因为应该是从2001年前后吧。

谢飞:2003年开始,电影业市场化。

宁浩:有不非得是电影厂才能拍电影,之前是你分到电影厂,作为电影厂的导演,要么你也得有电影厂的标才能拍摄。在那之后,从我们这个时代比较自由,已经开始用市场化的办法,跟民营公司合作开始拍电影。

还有一些,资讯上,这也是时代的挺大的变化,无论各个角度来说,你接触到的不同资讯越来越多了,从之前看不到的电影,那个时代,各个方面还是能够接触和看到的。并且我觉得,技术上也有了很大的进步。我记得拍疯狂的石头的时候,就已经是数字机器拍摄,大大的降低了行业的准入门槛。我们当时拍摄,就已经不需要太大照度的灯来操作,也是技术带来的便利性和自由度。

当时我的印象,是一种充满变革的时代,而且充满机会的时代,只要你有想法你就可以写成故事,可以拍出来。而且那个时期,还没有那么的市场化,其实很多的演员,还有很多时间,大家可以投入很多的经历和时间来搞创作、体验生活,所以是非常难得的一个历史机遇,这是我那个时候的一个感受。

赵宁宇:谢谢宁浩导演。郭帆导演是今年我们最关注的青年导演,80后,《流浪地球》和宁浩导演的《疯狂的外星人》,为今年开年打开了非常好的两扇门。拍摄也非常的辛苦,科幻片元年应该说已经到来了。郭帆赶上这个年代,到了大产业状态的电影的拍摄,我写评论的时候说,首先还得感谢产业本身的进步,有了资金、技术、经验、人才,这本身又是自己的重要一部,也是中国电影产业的重要一部,郭帆这些天的报导、采访也很多,在今年光影70年的论坛上,对于自己最近这些年,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想跟大家分享?

郭帆:其实首先我觉得特别感谢这个时代,因为我刚好赶到的就是您刚才说飞速发展这十年,我那天还算了一下,我刚好入行差不多十年,十年是三部影片。

由于我本科不是科班出身的,所以一直在寻找一种拍摄的方法,经常寻找一种工具,这种工具一直到2014年的时候,在《同桌的你》完成后,电影局派了一批导演去美国学习,其实就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和美国的巨大的电影工业的差距,所以其实大家去了也没有商量说一定要做工业化的东西,但心里潜移默化的受到影响,就想做跟电影工业有关的东西。

在这儿简单讲一下为什么要做电影工业,因为电影工业形象化的描绘,就是一种工具,像一个画家的笔和纸一样,只是我们没有找到特别适合的笔和纸,所以我们很难直接的转化成一个一个的镜头,所以我们需要寻找到符合我们的,因为我们发现,由于文化原因,很多好莱坞式的工具拿过来很难落地,所以我们要寻找这个,所以一直以来都是奔着这个方向去,包括我们做跟科幻有关的,也是朝着这个方向。我想来,这十年是我不断的寻找工具的十年。

另外一点,很多类型能够成立要感谢这个时代,比方说,我们看到月球,玉兔登录,有照片传回来,我们对航天事业非常有信心,所以这都需要有现实背书的,感谢这个时代,让我们有更大的空间,有更多的类型去呈现我们想要呈现的东西。

主持人:谢谢郭帆。第二轮交谈,我们请各位电影人谈谈自己的创作理念和创作个性。谢飞老师的作品基本都是现实主义,关注基层的民生,有着浓郁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特征,因为这些作品我们都很熟悉,而且谢飞老师这几年不断的带着作品在世界各地举办见面回顾的工作,经常看谢老师的微博,外国友人的评价,让谢老师本身也有了新的角度来看待,谢老师,您分享一下您作为一位导演的创作理念。

谢飞:所谓分代,是中国的特殊现象。理论家创造一些方法、名词,如果有说服价值,这个论点就成立。像我们第四代,就是上传下达的一代,我们完整的受了社会主义的教育,但我们遇到文革,我们22岁毕业、23岁才开始工作,这样就被耽误了,但我们继承了中国传统的现实主义,那些方法。

那么我们又要去教年轻的一代一代的学生。我们的观念上,有它的好的部分,也有弱的部分,特别对市场、大众娱乐,电影作为一种娱乐的市场,我们没有太多的了解,也是文革后才开始补课。各行各业,由于每个人受到的指示教育和创作环境不带一样,我们很快,十年不到,二十年不到,我们都老了,一直到现在听说第四代只有一个上前线拍了一部电影,拍了一部叫《难以置信》,我认为还不错,但票房很差。

所以这个,我个人觉得,作为创作人员来讲,每一代人有自己的特点,但搞电影导演,拍艺术作品,基本的原则都是一样的。

我还想借刚才提到的一个,我们的70年,特别这40年,艺术创作,我们有很多经验要总结,但市场管理,和市场发展,我觉得这是更重要的。为什么刚才提到了90年代后期到2003年前,有将近十年电影发行业崩盘?这个现象不是去追究当时的领导人的责任,而是说,电影作为产业、商品是要共同进步的,而不是出现好导演,电影就强国,不存在的。我们的改革开放,更多的是对产业的制度、政策,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实际?

70到80年代,电影业把传统的500人、1000人的大剧场,改成商场里的多厅电影院。80年代初期,外国人来修燕莎、修赛特,都提出要在里头修歌厅影院,咱们都反对,说你卖电视冰箱可以,电影不许你们搀和,那是思想、那是文化。由于这个观念的落后,造成了影院崩盘,每年50亿人次流失,到了2003年的时候,我们13亿人口国家,我们的票房连个5000万的韩国都不如。这都不对的,电影大国,是大国,但还不是真正的大国,我们应该是进电影院的人次在30到50亿,现在只有18亿左右,原因是我们发行体系没有做好,没有做好就是改革之后,所以2003年中央政府决定文化是产业,所以外资进入,所以这个2003年的进步,到今天的恢复,是很大的成绩,是改革开放的成绩,而那10年的崩盘,是不改革的教训。

中国电影今天想走向强国和大国,一定要吸取这10年的教训,要继续改革,不要觉得现在电影的管理方法和政策就是决定正确的。我经常教学生,我觉得导演啊,13亿人当中有才华的人多了,用不着你着急,一代一代都会有,但体制不好,你产业不按科学规律做,老有错误的东西在,那中国电影就很难发展,所以我一个体会是,要改革,不光是创作思想的改革,还有产业关系,在座的北京市电影局的领导,你也是刚来,但你要了解,你们的责任是特别大,就是管理影视文化的领导的责任特别大,政策对了,突飞猛进,政策一错,影响也是很大,所以一定要总结这一条,谢谢。

赵宁宇:谢谢谢飞老师以他丰厚的阅历和经验,总结归纳了历史的一些规律。张会军院长是我们很多电影人的老师,可以说这些年崭露头角的中青年电影人,还不光是导演,百分之七八十也是北京电影学院的毕业生,确实,作为中国电影教育的核心,电影学院发挥了很重大的作用,张院长在领导学院的建设、进步的过程中,付出了很多心血。但我希望张院在更宏观的电影教育的角度上,来谈谈教育和重要的进步之间的关系。

张会军: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体会,就是说这个电影观念的问题,我觉得艺术创作,不需要给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禁锢,只要艺术家自己心里感触最多、最深刻、最值得回味和最想表现的东西,他自然就会表现。

但就中国电影的状况,我觉得我们在市场化和产业化的过程当中,有些观念必须要转变,比如说我们在艺术创作和制作上的观念都很新,每一个制作人和导演都有很多的想法,但我们在产业的基础的和法律的健全上,都还是欠缺的,包括电影原先的营销包括管理,其实西方国家有很多先进的东西我们可以学,更主要的是我们这次出现了电影界的税收问题,其实在西方国家,我们缺乏这种研究,比方说一个演员,他的公司要和制片公司、摄制组要签约,要签各种各样的约,包括意外伤害、维权等等,各种各样的都有。

但我们没有研究,我们没有相应的法律文本去保障电影工作者和电影从业者的人的权益。实际上这些东西拿来后,我们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把它为我们用,对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是一个促进。

包括我们现在,特别需要改革的是影院的建设,中国有14亿人,现在也就是6万块银幕,有MAX和3D。美国3.5亿人,人家是6万块,咱们14亿人6万块,这种情况下,你们跟人家竞争,市场的机制就没有,所以我们这些东西实际上,老话说得好,我们做什么事儿,还是要做内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些东西不早点考虑,早点筹划,可能将来对我们的产业会拖后腿。谢谢。

赵宁宇:谢谢张院,很宏大。吕乐导演的作品我基本都看过,我注意观察了一下,吕乐导演是既做摄影师又做导演,很多优秀的作品,是摄影指导,他自己导的影片,大家可能不太熟的,我都看过,甚至还参加过研讨会。往往一般人觉得说做导演的,就不能做编剧,不能做别的,但我感觉吕乐导演转换自如,您是字样在不同的岗位上展现自己的艺术个性?

吕乐:作为摄影师,我是78级摄影系的,在知名的张艺谋导演、顾长卫导演、侯勇导演我们都是同学,其实想替他们说,作为我们那个时代的摄影师,就没有宁浩他们那么幸运了,数字时代来临了。我们是在胶片时代刚要结束的时候学的电影,所以对于胶片电影,有点像西洋产业似的,今天用数字机的摄影师,他们特别容易,而且如鱼得水,对郭帆导演的片子、宁浩导演的片子,做得都特别好,因为跟数字和视效结合了,我们那个时代还是胶片,是比较辛苦的一个化学变化的状态吧,反正我们都是这么做的。

做导演的,我们当时想的,是要想讲故事了,可以尝试做一下导演,当然了,也由于审查的问题,有些片子没有通过,后来在介于摄影和导演之间,其实是做导演、讲故事,结果后来就出现问题了,有点要失业的样子了,结果回到做摄影来了,就这么一个状况,我自己不是游刃有余,是有失业状态和再就业的状态。谢谢。

赵宁宇:谢谢吕乐导演。吕乐导演简便的话语折射出的还是电影人对自身的坚守,同时我们看到《找到你》这样的影片,在票房、社会反响上都特别好,祝吕乐导演有更多的佳作出现,为中国光影70年进步贡献力量。同时作为有个性的导演宁浩,每次有贯穿的风格,又不一样,宁浩导演,可以分享刚才没有说完的那些核心内容了。

宁浩:其实我们属于70末的人吧,严格的说,秉承的艺术观念和电影创作观念还是从各位前辈和老师这儿继承来的,首先我们依然是把电影作为一个文化产品,而不仅仅是一个娱乐产品。当然这里边的东西,它的文化性和娱乐性,肯定是作为一个工业和消耗那么大成本的一个艺术创作来说,这两样是兼顾的。

其实处在我的创作体验当中,我一直在平衡这两点的关系,一直在平衡它商业属性、娱乐属性和它的艺术属性之间的平衡点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一直觉得,如果单纯是娱乐的话,我总感觉猫跟小狗都做游戏,也娱乐。但人还是要看作品,对文化、对艺术要有它的一些要求。但在这个点上的平衡又非常难弄。其实我觉得,我在观察一下好莱坞的体系来说,比较简单,他们就是商品是商品,商业属性是商业属性,然后艺术是艺术,艺术属性我也很尊重它,所以有一批电影就奔奥斯卡,有一批电影就奔市场,这两点就比较清晰。然后荣誉会赋予奥斯卡,市场交给市场化的电影,娱乐片。

所以其实在我们发展的这十几年二十年的市场化来说,市场很清晰,看票房就行。但实际上我们对于一束花和文化属性的标准,评论系统,并没有完整的很好的建立起来,标准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部分还是有,当然我们以前也希望能够有很大有影响力的华语电影奖项,是我们自己,我们现在电影节出现,也有我们自己的华表奖,但我们现在也还经常参加台湾的奖项和香港的奖项,我们也希望面对整个华语区自己的,给一些评论的奖项、给明确的肯定,像奥斯卡一样,能那么有影响力,有各种各样的广泛的社会关注的一个标志,可能会对于良性的评论,会比较好,就对于它的文化属性和艺术属性,和市场属性,区别对待,不要变成一锅烩,一锅烩这个东西,大家经常评价这个导演就变得很别扭了,就没法儿说这个事,经常拿票房来衡量贾樟柯导演啊,那可能就不合适。

应该有从我们的角度,我们就老奔三大电影节,我们应该办好我们自己的系统,自己的奖项,这是我们特别希望看到的,这是我的一些想法吧。

赵宁宇:宁浩导演的呼吁很重要,今天在座很多的评论家都在,可能也是因为电影产业发展的速度真的太快了,日新月异。

宁浩:过去,很多的评论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并且可以为创作者形成指导做标向,现在市场的声音和评论的声音混为一谈,所以急需要这种标杆式的,著名的奖项、著名的电影节,形成比较有引导性的,站在艺术和文化的角度来发出这样的声音。

赵宁宇:宁浩导演也关注着不光是电影制作本身,还有电影文化土壤的全面发展,而且宁浩导演,不光自己创作,也发现支持了很多青年导演的进步,郭帆导演就受过宁浩导演的支持,我们看过报道,外星人的太空服还借给了《流浪地球》来用,这就看到了我们为了一个大的目标的肝胆相照。那么郭帆导演的科幻片横空出世,是不是就有如宁浩说的奔商业去了,就不要艺术了?还是其实新的电影业态,更多的机会给了我们艺术和商业的更好的结合呢?

郭帆:其实我特别赞同您的这个说法,各归各的吧,现在先别想着我们既有市场又有艺术,能融合在一起。全球的艺术家,能够做到这一步的都寥寥无几,所以我们别混在一起,说一上来我们都想要,我觉得一开始我们就要想明白做商业片还是艺术片,都挺好的,只是一开始你怎么选这个方向,我觉得这点还真的是特别重要,特别是最开始的。

包括我个人,一开始的时候就寻找,如何帮助我们寻找这个目标,其实创作当中,有很多的工具的使用,比方说我们有很多次的调研,比方说我们剪辑的时候做了三次调研,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版本的剪辑,都做一轮验证,我们会设置很多的问题,场景、美学等问题都会编写到提纲问题里面,调研出结论,根据这个我们做修改和调整。所以几乎我们每一个阶段,也就是整个影片上影前的版本,已经经济几千名观众的验证了,他们会告诉我们哪些环境更好、哪些环境他们不喜欢,我们做调整,比如这种,都是方式和手段,我们去调整我们的创作。

而且我觉得创作本身跟这个时代、跟技术是不能分离的。比方说我们现在考量影院,我们的观影的一个形式,其实我们10年、15年后还会不会用这种方式看电影都是一个问题,我相信影院肯定还会在,但还会不会有那么多的影院,会不会像今天的剧场一样,变得减少,然后有新的技术,比如VR的形式或者未知的形式,去完成观影体验,这种形式的变化都需要我们关注的。

比如五年或者十年前说你再也不需要带钱包了,我们用手机就可以支付,我们可能都不相信这个问题。那往后想五年或者十年,我们看个电影,我们戴个VR的头盔,可以看最大的MAX,我们还可以通话,通过技术的进步,都会产生变化,不光是关注创作本身,还可以关注电影形态的变化,那个也是跟我们的创作是有相辅相成的作用的。

赵宁宇:谢谢郭帆导演。那第三轮,我们倒过来,从郭帆导演开始,展望未来,下一步有哪些具体的创作计划,或者具体哪些电影的追求?因为我们也看到,几个重大的历史节点在到来,我们电影人也是责无旁贷,我们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的一部分,我们的产业还要继续发展,那么郭帆,对于电影产业的未来,和自己的创作计划,跟大家分享一下。

郭帆:特别像《流浪地球》影片海报上写的一句话,我们写了“相信未来”,我接下来一段时间都会从事科幻创作。今年我们有《流浪地球》和《疯狂的外星人》影片,但不等于科幻片就确立了,可能是个案,什么时候像好莱坞一样的时候,我们才能说这个类型确立了。这个过程中,我们还在摸着石头过河,总结经验,我觉得我们这次至少让投资人看到可能性,有更多的对科幻类型的信心,有更多的钱有可能进来去支撑这个类型,有更多的导演有机会尝试拍科幻片,对于我个人来讲,也会尝试这个类型,可能更关注新的技术方面的部分,不管是因为这个载体本身可能产生的变化,而我们做了调整和尝试,我是坚信未来会更好的,未来我们可以看到更好的电影。

宁浩:在新的时代里,寻找到一种更新的自己的创作方式吧。

吕乐:我希望我自己还是接着拍这个现实主义题材的片子,揭示、批判和提问。谢谢。

张会军:我前边没有讲关于电影专业教育,我是1978年到电影学院,然后到2018年正好是40年,基本上全条命就搭在学校里边了。电影学院,我觉得是一个很有特点,而且很敢于坚持自己的一个学校。很多人质疑电影学院的坚持对不对,但我个人认为,还是要坚持培养电影从业者,否则就没有大师。更主要的,我们要把正方向,电影不是说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不是抠出来的,不是虚出来的,一定是做出来的、实出来的、传承出来的,没有教会,只有学生学会。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更多的要调整我们的专业内容和方向,使得我们的学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更多的思考当下的中国电影状况,思考当下的世界电影的状况,然后知道电影怎么做,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所以我说我们在电影教育当中,混个文凭很容易,但混出本事来是不容易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多的老师要思考,我们不是在于做什么,而是在于怎么做,在于谁来做,在于用什么方式和方法做,所以这样,我觉得培养电影人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而是几代人努力的事儿,只有这样,将来中国的电影产业才会后继有人。

谢飞:未来我希望是欢度晚年。一辈子都在电影学院拍电影,也还是很注意观察电业的发展。第一个,就是我们对中国电影业,现在我们六万块幕是不够的,但如果按现在商厦的豪华影厅的方式发展是绝对错误的,必须要搞别的,多种多元。有一天我发了个微博,社区老年人影院,如果我们弄个三万块,是完全可以的,五块钱、十块钱,绝对挣钱,你去放《龙凤呈祥》那些京剧片都会有人看的。所以很多文艺片,在现场的市场上,票房不成,你到老年那持续放,保证都看。还有中学、大学,所以我觉得三万块的银幕,如果是学生院线和社区老年院线,如果是社区的方式做起来,绝对是把全民引进看电影了,因为80年代的辉煌是全民看电影,从70岁到十几岁,天山传奇,全民讨论,这是近期未来,电影市场上要做这种改动。

第二个,相对长一点,数字即出,使得电影专业创作平民化,像扫盲一样用文字表达事情写作,所以视听写作再不是专业学校的专门的事了,我们需要大量的人做教学,然后扫了盲,人人会写文章了,但成为作家的还是少数有才华的人,我们不需要教什么是近景,什么是特写,用不着了,小孩儿早都会了,把视听、写作教育进入教学,全民未来新一代的,这样对未来电影创作会提出特别多的人才,这是一个。

再长远,我同意郭帆刚才说的,大家一定要解放思想,不要用过去的观念,把自己捆住。2000年我做最后一部电影的时候,把影片扫描成了录像带,谁也没有想到胶片会很快没有了,数字慢慢就形成,所以数字时代,网络时代的到来,传统电影的各种模式,都会解体的,我们领导管理电影的人,不能思想保守,我们好不容易把电影电视放到一块儿管了,怎么又分开了现在?我曾经打过报告,说把“电影学院”改成“电影电视学院”,因为好多学生毕业去搞电视节目去了。过去我曾经问过,说你们管什么?我们管胶片的,录像带不管,后来全是数字了,说现在管的电影是什么,电影院公演的我们管,不电影院不公演的我们不管,谁知道现在拍的电影未来能不能在电影院公映呢?非常的不科学。它通过其它的多种方式观影的,越来越多,而且会赚更多的钱,所以奈菲去年跟戛纳之争,你电影院没演的我不选,但人家也得了奖。

所以这个未来的影视的发展,活动影像,就是视听艺术,我都不愿意叫“电影”了,叫电影都局限了,说不定5年、10年就非常大的变化,我希望所有人都脑子开放一些,想得再长远一点、猛一点,不一定有坏处。谢谢。

赵宁宇:感谢谢飞老师,他刚才谈话的内容,使我们回到了20年前的课堂,那个时候给我们讲课的时候,就讲述到了,介质不重要,内容很重要,思想很重要。

今天各位导演谈到的话题,其实覆盖面非常的宽广,涉及到产业的政策、经济、艺术、技术方方面面的问题,非常生动的对于我们70年的光影历程做了盘点,每一位导演都非常有个性,所以今天谈到的问题,我觉得也给我们理论界提了一个建设性的要求,加强理论界跟产业界之间的连接,更深的从技术、艺术创作的角度,提出总结、提出要求,促进产业健康发展。对于教育工作者也提出要求,对于我们还在学院教书的这一代人,勇于攀登。

现在我们注意到,国家对电影教育非常的重视,全国有超过一千所高校开设了电影课程,克强总理也提出全国中小学全面的展开戏剧电影的教育,未来电影教师的原额可能就需要几十万以上,这本身都是国家的重要的文化战略的部署,所以呢,回望70年,我们可以说满怀感慨,未来的道路会更好。

谢谢各位嘉宾,谢谢大家!

主持人:感谢各位精彩的发言,下面我们进行今天第二场圆桌论坛,电影评论家论坛,有请本场论坛的主持人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主持人蒋小涵,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陈山老师,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贾磊磊老师,上海戏剧学院研究生部主任,电影电视学院院长厉震林老师,北京电影学院学报主编教授、博士生导师吴冠平老师,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教授、博士生导师聂伟老师,有请各位上台。

蒋小涵:经过台上的一个短时间的翻台,我们现在正式的进入评论家论坛,感谢各位来宾以及同仁的守候和关注,我是电影频道的主持人蒋小涵,很荣幸担任这一轮的主持。

今年我们迎来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那么在这70年时间里,我国从一个贫穷的农业国,砥砺前行,经历了风雨和磨难,如今已经成为了站在时代前沿的世界强国,那么电影就像是时代的一面镜子,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电影人,用影像记录和映照着国家的变迁和发展。

那么借着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我们来梳理电影的发展历程,共同探讨和找寻中国迈向电影强国进程当中所必须的文化自信和原动力。

那么今天在台上就坐的五位嘉宾,可以说是中国电影评论界、学术界以及电影教育界的五座山峰,他们各个著作等身、桃李满园。

我们请台上的五位嘉宾,依次的带领我们进入不同时期,分析不同时期的特点,带我们重温那些电影,点亮一个一个的精彩瞬间。

那么首先想听听我身边的陈山老师的声音,请陈山老师先跟我们回顾一下建国初期的中国电影有什么样的特点?

陈山:感谢给我这个机会来谈谈建国初期的中国电影。大家知道,建国初期的中国电影是中国电影的开局,也是中国电影的典型,那么那一代的电影人究竟做了什么?作为一个精神遗产、文化遗产,我们今天来拍电影、学电影,应该有所继承。那么首先讲的一点,中国电影,在1949年基本以上海为中心来拍摄的,所以在美学、文化、特点上有很大的局限性。

那么新中国建立后,各地都成立电影制片厂,而且电影的题材深入到各地,甚至到少数民族去可以说各个区域的文化都在银幕上出现,我觉得是中国电影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电影,也就是大的中国电影,它能代表中国内地各个文化区域的美学和它的艺术特色,我们看少数民族,像维吾尔族、藏族等等,少数民族地区,像《五朵金花》《冰山上的来客》《刘三姐》《白毛女》等等,各个文化区域的电影,在电影当中都出现,所以真正意义上成了中国电影,在文化和美学意义上。还一个重要的特点,普通人,中国电影,1949年后,普通劳动者才成为了中国电影的主角,新中国电影的建国初期,主要表现的是普通中国人,普通劳动者的形象,比如董存瑞,农村小伙的形象。

就是说各个领域里面,表现的英雄人物和建设者都还原为普通劳动者,所以我觉得可以作为有人类学意义的精神遗产的继承。比如说,建国初期的北京,我们从《龙须沟》《我这一辈子》可以看到解放前期和解放以后的。那么上海,解放以后的上海,《万紫千红总是春》这样一些电影。包括山西的电影,我记得很清楚,当年贾樟柯听我的课,特地上来说陈老师这个电影是在我老家汾阳,农村的老家拍的,这给我印象很深,真的的让普通人进入了电影的银幕和舞台。

第二个,培养了一批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理想主义的电影艺术家,这些艺术家之前都是工农兵,但是由于祖国建设的需要,进入电影界。这一代人,理想主义,为了信仰而拍的,所以他们有信仰、有包抱负、有激情,他们的内心里不是为了金钱,是为了整个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所以它的科普程度是少有的,金和冯还因为拍电影染上了病。拍电影可以走市场的路,但拍电影的动力,不仅仅是为了金钱。

第三个,无障碍,通过各种方式,可以让每一个中国人都看到电影,比如说影院、工人俱乐部、大礼堂。我让学生研究,就是从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大都市,一直到普通农村,实现了中国电影无障碍的进入到每一个人身边,所以电影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像现在广场舞的老太太,还是这样。

包括舞台艺术,要不是很多伟大的舞台艺术家,像梅兰芳等等,一些的剧目现在保留不下来。

还有大量的电影插曲,像《冰山上的来客》,雷深入到塔吉克民族半年。

这些都使得中国电影有了一个发展的基础。

蒋小涵:谢谢陈山老师的分享,我们仿佛进入了电影的课堂。那么之后,我们进入到80年代,中国电影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寂后,又焕发了艺术创作的生机,那么第四代和第五代的电影人同时迎来了创作高潮,那么接下来请贾磊磊老师谈一下80年代的中国电影。

贾磊磊:我觉得80年代的中国电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年代,我前段时间开一个会,李的一个博士,他说他想出一本书,叫80年代。我们中国的第四、第五代导演,还有很多的电影艺术家,包括从事理论研究的人,80年代是中国电影一个特别辉煌,或者说郑老师过去说过一句话,他说当时的电影获得了人的解放和电影的解放,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真正进入快车道是80年代开始,涉及到我们对电影的历史研究,现在讨论这个新中国电影的70年,但我们仔细想,我们对电影的判断、分析,比如我们现在把文革以后终止的1976年的10月作为改革开放的时代来划分。但我们仔细想,1976年后拍的一系列电影,并不能真正的纳入到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的视野里。

因为那个时候的电影,叙事主题、功能没有变,只是把过去跟老干部做斗争置换成了跟四人帮做斗争,就是结构、美学风格、职能几乎没有改变,只是置换了主人公。这个意义来讲,这部分电影,虽然主题改变了,但从社会、艺术、文化的角度讲,这些电影还是值得我们反省的。

真正进入到中国改革开放,实际上是80年代初或者70年代末,第四代有一批非常重要的电影,比如我们银幕上刚才曙光展现的(扬言记),1981年,表现一个人生的故事。还有谢飞导演的《我们的田野》。这些电影都是进入到80年代以后才产生的。当然到了第五代的电影,一系列电影进入到中国电影的历史,都是80年代,所以80年代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历史年代,我特别赞同,因为80年代,没有商业负担,你拍一部电影,国家给你钱,然后国家替你卖,你就把你的创作理想呈现在银幕上就够了,所以80年代的计划经济的电影体制,我们历史角度讲,是要反省的,但确实为两代电影人提供了创作根基,没有商业负担,不要为卖不卖钱考量,这对现在的导演来讲简直是个天大的好事儿。这个时代彻底过去了。

但80年代,给未来的电影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开放的历史语境,为我们的电影进入国际市场,特别是进入到国际的电影讲坛,很重要。因为我们特别是80年代末以前,到70年代,世界电影讲坛上,代表亚洲电影的主要是日本电影,第五代进入国际讲坛后,日本的电影,才渐渐的从国际讲坛上所谓代表东方的、亚洲的才退出,所以80年代,中国电影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我们也是80年代进入我们自己的所谓的电影的研究序列。

我们从那个时候,我们觉得对电影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不是为了谋求什么东西做电影,那种热爱和向往,实际上是一种理想。

今天看我们的电影,从个人的记忆来回顾我们的电影,我自己回顾,比如董存瑞这部电影,我在1984年就分析过,我觉得这部电影不仅是红色经典,特别重要的,它的导演郭,实际上在1958年提出了中国的电影导演中心制,完全是行政决定了很多事,但郭那个时候就提出中国电影要走导演中心制的道路,实际上就是艺术中心制的道路,这个提法当时来讲都是非常非常先进的,对后来的发展,当然现在我们是制片人,是出品人中心制,但那个时代,这种提法,有好多可以值得总结的经验,所以80年代确实是让我们回望、憧憬也特别羡慕的时代。

蒋小涵:谢谢贾磊磊老师,提到80年代没有商业的负担和诉求,那么进入到90年代我们电影人就进入商业的追求了,我们把这个话题交给厉震林老师。

厉震林:谢谢。70年,对一个人来讲的话确实是够长的。我们看90年代,进入了多元时期,不像80年代,我们讲比如从叙事美学到寓言美学,还是比较集中的板块,因为80年代,是我们中国可以说是20世纪三次文化启动,第一次是五四运动和新中国的建立,对中国来讲是重要的启蒙。还有80年代,当然90年代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转向了市场经济。我是基本上属于跟这代人差不多的,跟60年代人基本是同龄人,我们这代人非常幸运,什么都包了,就是拍电影不包了,读书不要钱、工作分配。

那么到后来走向新的市场经济了,这个时代的变革是中国人的人种变革,基因密码也发生变化了,80年代的时候,沉淀不下来。到了90年代,陈凯歌、张艺谋,确实有实质性的作品了。主旋律,也出了非常多的好作品。

蒋小涵:谢谢。90年代真的是黄金时期了,呈现出了勃勃的创作生机和活力。那么之后,我们的中国电影进入了新世纪了,中国电影加入WTO,进入全球化阶段,中国电影正式进入了产业化的道路。下一个话题我们交给吴冠平老师,因为2003年开始也是进入了电影的黄金时期,其实是为很多的有才华,有梦想的青年电影人搭建了好的平台,我们想请吴冠平老师介绍一下这个阶段。

吴冠平:谢谢,这十年也确实是我做了一些事情的十年,我们谈到新时期之后的中国,电影事业到电影产业,电影艺术到电影商业,从观念到管理体制的转型,我觉得是有它的内外因的。

外因,刚才小涵也说了,进入WTO,其实有一点点倒逼的性质。1994年美国大片的引入,已经有了10年了,整个观众,国产影片和好莱坞大片之间的比较,已经形成了某种观影的习惯。再加上从世界范围来讲,1997年、1998年创意经济的提出,全世界文化产业都在变革,所以某种意义来讲,WTO的加入,加上整个我们的内因的大片的引入,外因的创意经济的崛起,不得不在产业上,在电影这样的一个过去是事业,未来是什么,做出选择。

今天我们回头来看这十几年的发展,我最近也在思考,其实就是一个如何释放活力的过程,如何建立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电影工业体系,其实我们没有经验,我们刚才陈山导师说了,在早期中国电影有一些抄袭的经验,可能有些经验是很山寨的,但丰富了我们电影的类型。到人民电影时期,有一套国营的管理和工业体系,那么在我们大的这样的一个中国特色不可能改变的情况下,那么这样的电影工业是什么样的状态?实际上是新时期以来我们一直在摸索的。那么这十几年,做了多少事情,也确实做了一些事情,但工业建起来没有?很难讲,这十几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释放活力。

那么这个释放活力,我觉得其实就是解放想象力,一方面是创作者的想象力,在这个方面,比如我们一直出台政策,单片许可、外资的比例增多等等一系列政策,其实政策层面上来解放行业的活力。再有,从技术上也是在释放想象力,刚才郭帆也说了,我们不断的让一些年轻的创作者去好莱坞学习他们的体系,刚才的话很实在,就给工具,当然我们得学。

第三个是资本,过去我们是国营单位、事业单位、企业管理,自负盈亏,都变化了。再加上我们十几年的社会生态有很多的变化,所以在题材方面,创作内容方面也给了我们很多想象力,确实跟国家的进步紧密相连,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嫦娥登月这种事情,《流浪地球》这样的家国意识和想象力,如果我们没有开放民生的意识,我们很难想象能有这样尖锐的《我不是药神》这样的作品。我们也很难想象,没有市场的改革,贾樟柯的电影能得到三千万的票房,《聂隐娘》这样的电影能有六千万的票房,侯自己都不可能想象,这太吃惊了,虽然它跟几十亿的影片相差甚远,但你想,整个盘子的做大,给创作带来了活力,我们到电影院,有更多的影片可以看。

新世纪,从2003年开始,产业化改革,其实到2006年开始有一些成就,高速发展的十年,给中国产业创作了很多的机会,制造了很多的神话,讲了很多的振奋人心的故事,最核心的一点,释放活力。我们今天,我也是说,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电影体制重新发生的一些变化的过程中,怎么样保持我们这样的一个产业活力不被衰减,这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可能这十年更多的承上启下,没有答案,但我们有了一些经验。

蒋小涵:谢谢您的分享,现在我们中国的电影市场,大家知道,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了,在这样的全新的时期之下,我们想请聂伟老师评价一下当下的电影现状。

聂伟:从我们新中国、新时期、新世纪,到我这儿来讲,新时代,新时代中国电影是什么样的十年?我觉得可能是钛合金的时代。黄金具有延展性,我们看到十年间的市场活力、创作活力得到巨大的激发,但黄金本身纯度高,有延展性,抗压成为不够,我觉得有另外一个词,活力到定力。

我们有自己的中国心,我们有自己的立场,我想三个新,第一个新,是守正创新的新,这个正,我理解是现实主义,我们越来越发现新时期以来,一直延续关于现实主义的话题已经成为电影创作者,政府主管感觉部门最大的公约数,用电影揭示当下的生活,创新的源泉喷发出来,得性华的创作,大量的在市场化涌现。

那更多的,我们看观众的满意度,文联的电影艺术中心,每年对观众的满意度都在调查,这几年满意度一直在提升。也就是说,老百姓对今天讲述身边发生的故事,我们是认同的,中国电影不再是我们说的精神食谱中的娱乐的小甜点,已经成为精神主食,这是守正创新。

第二个,社会新人。今天更多的社会新人进入到我们的取景框,描述的主人公,他的身份是非常的广泛和复杂的,一系列的新人出现了,我相信未来这些社会发展过程里面的亲历者、建设者将不断的涌现出来,我觉得这是第二个新。

第三个新,是推陈出新的新,这个陈讲的是我们确实原来对电影工业化理解不是那么的科学和客观,但没有关系,我们可以为我所用。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原创的技术,但不要紧,我们有巨大的能力,中国人的学习能力,我们可以集成出来,成为中国人可以接受的市场模型、创作模型。

好了,有了三新,加上我们的四力,就出现了三精了,思想精神、艺术精湛和我们的制作精良,其实未来中国电影,一定是个钛合金的不断复合的抗压的存在。我们不求成为整个世界电影模型的新的典范,但属于我们自己的经验和道路,谢谢。

蒋小涵:谢谢聂伟老师的分享。其实刚才各位对70年来每一个时期做了梳理,刚才算是一个线性的叙事,下面我们进入第二轮话题,我们想请各位嘉宾,站在各自不同角度,从不同侧面去立体的评价70年中国电影的发展。首先想听听陈山老师的声音,我们也谈到市场的发展壮大,有一个要素非常非常观众,电影和观众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特别想听陈山老师给我们解读一下,在这70年来,中国电影观众的变化。

陈山:电影发展70年,有很多重要的问题,技术层面的问题、硬件方面的问题,当然有一个重要方面,观影的问题。我觉得中国电影发展,主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艺术家个性和观众的关系问题,这个始终扯不清,也纠缠了我们很多有才华的艺术家不能轻装上阵,他放不下,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那么建国初期的时候,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它必须得到观众的认同,那个时期的电影是拍得比较好,大家都放松,跟观众处得比较好,也享受了很多的高招,这种电影,还有《地下斗争》等等各种类型,走得非常顺,但也有很多外在的因素干扰。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确实,在电影观念上,确实落后。我觉得这个时期,有一段比较极端的,就是咱们看到电影强调电影的形式,跟戏剧的距离,电影艺术家的个性,必须有这么一个崇敬,这个时期,我们看到整个电影的去向。

到了90年代以后,很多的艺术家,包括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都在经历挑战,慢慢的调整到一个合适的地步,刚才我听到郭帆的观念,郭帆是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他的观念我听到很受鼓舞。当年,我们的黄金三年也是,先把电影做得好看,是比较好的,谢谢。

蒋小涵:谢谢陈山老师。这个话题非常值得探讨,因为武侠电影是一个特殊的类型,打开中国文化的这扇大门,所以我们想听听贾磊磊老师对我们动作电影的认识。

贾磊磊:我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几个问题吧,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们中国电影对世界的贡献在哪里,我觉得在中国的武侠动作里面可以找到,第一个,所有的行当都是外国人创作的,但中国人提供了一个职务,提供了一个自己的职业,叫武术指导或者动作导演。1924年,我们就进入到武术指导或者动作导演的序列,我们等于为世界电影提供了一个进入电影的专业的行当。在武侠创作当中,我们拍了一部一百多部级的系列片,我们那年写中国武侠电影史,那是到2004年,已经有140多部了,同一个主人公为拍摄题材的电影拍了100多部,所以我们武侠动作,等于是最长久的系列片集。现在对世界的贡献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改变了世界电影对暴力的呈现方式,中国人讲武舞不分家,所以中国人对武术的进击的过程当中,喜欢用武术的舞蹈化,看到武侠对动作的展示,消解了暴力性,这种方式,对整个世界电影的暴力的呈现方式有根本性的改变,我们现在看多西方电影里,还是鲜血四溅,特别是以数字技术来表现的,几乎我们的数字技术,全用在暴力、血腥、灾难场面上,所以给我们的电影记忆带来了阴影。

但我们的武侠电影,我自己认为,对武侠电影的判断上我们有一定的缺失,比如香港电影节第二届就设立了最佳武术指导奖,但我们国际评奖的,所有的评奖上,没有武术指导和动作导演奖。我们现在的这些武术指导在电影里,摄影机随着人物的表现来回的移动,这些人对电影的贡献非常的巨大,但我们还没有在真正的评价体系里把这些人纳入到我们自己的专业的行业,就中国的武侠动作导演是在中国内地诞生的,我们等于是策源地、发源地,我们等于对这些人的艺术和地位,还是需要提高,我们现在更多的讲的是它的商业的贡献,比如票房很高,其实这个也很重要,再一个就是对海外的中国文化的传播,但海外对中国文化的传播,你们看美国电影,把武侠变成了功夫,功夫是个广义词,武侠,一定是把外在动作作为修立内心的路径,而不仅仅是动作。这方面,我们有特别多的工作要做,让人了解中国武侠的狭义的根本在哪里。

武侠电影,在创作市场上依然的走俏,或者说引领我们的创作,比如王家卫的《一代宗师》,用了18年拍摄这样的一部电影,有意思的是它不仅仅讲一种门派,最重要的讲的是建自我、建天地、建众生,对中国文化非常好的表达,文化的电影的阐释和评价要做深入的推进,才能够真正的把中国的武侠动作电影推向世界。

蒋小涵:谢谢贾磊磊老师。下面我们要跟厉震林老师聊聊,其实厉老师在电影表演方面有着非常深入的研究,似乎不同的时期,对于演员的表演也提出了不一样的要求,我们也向轻真厉老师说说,在您看来什么是能够改变的,什么不能变。

厉震林:现在电影市场有很多的困惑也有很多的无奈。我经常听到一个声音,俄罗斯那个我讲了,斯大林体系没有培养过成功的导演,因为他是导演,他不是演员,而且这两部书也不是他自己写的,是他整理的。

我们把这个十来种不同的国外的流派拿进来,看看哪种是中国的群体的。俄罗斯的人种和我们不一样,完全用这个方法来训练,可能会有问题,包括日本人,武士道的中国人,恐怕也会有问题的,很混乱,不知道学什么,因为太多了。

我自己觉得,70年的话,电影表现美学,因为表演确实是值得跟观众见面的,处理不好的话,就丢人现眼,我觉得有一种泥鳅式的感觉,一直在拱。我们表演可以看一下,像泥鳅一样在拱,包括张的文章,包括谢的文章,包括王的文章,都还是不断的往表演美学方面在靠拢,并因为政治的影响,好像就完全脱离了美学,不是这样的,泥鳅一样在拱。

文革前,经历三个阶段,一个是纪录片式的表演。更主要的,演员,对这样的时代,都是有一个声音构成的。所以它一开始的话,也没法进入内心,基本上是行为表达,就是说一个纪录片一样的,很真实的演完,到了1958年,革命浪漫主义,这是一个阶段,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了,到了60年代初的话,民族化表演,其实我们现在表演特别需要民族化表演,他们用的时候并不是照搬的,也是中国的特有的民族的表达方式结合起来的,因为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斯大林受到批判了,文革前的话,我觉得有这么三个阶段一直在走,文革以后的话,变化就太大了,像80年代,像走马灯一样的,还有第五代早期的表演,它主要是结合主义美学,演员不是主角,是吧,陈凯歌的阐述基本上是个表演学。我们讲的话,从一个现实政治到历史政治到人心政治,一个是谢,一个是刘,他们的表演。到了第五代,情绪化表演。到了张艺谋,情绪化表演。到了这两年,颜值化表演。

刚才我也想,当年的话,唐国强怎么想,他就是奶油小声诟病的,新时代,这样的地步,而且这两年的变化,很多弹幕,这方面做了很多的普及,对提高表演素养还是很有用的。

最近我的一个希望,王景春得了两个奖,他当时是想留校的,因为形象实在太差了,有一门外语没有考过来,没过关,想留校的。这两年是作为生旦净末丑的丑角进来的。

现在中国电影的表演的话,像个少年一样,青春期,选择艰难。

蒋小涵:那下面这个话题,我们想聊一聊电影批评,这个话题吴冠平老师非常的擅长,他曾经还出过一本书,梳理了新世纪以来的电影的影评,所以吴冠平老师,您跟我们谈谈它对中国电影发展起的作用。

吴冠平:那本书主要是对学术文章的一个集合。坦率讲,确实我对当下的批评,有一个我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一个我强烈的感受,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批评生态,实际上是处在一个迭代和盘整的时期,一个是,刚才我说了,随着产业化和工业体系逐步建立,但最后形成什么样的体系呢,还是在摸索过程中,对于这样的体系建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产业现象、电影现象,其实我们也是结合我们过往经验的判断,我们过去更多的是在艺术体系、思想评价体系进行批评,那么今天实际上随着产业化发展,产业批评,市场分析,电影商业批评都开始出现。新声代的影评人已经按自己的方式玩儿了,所以这种迭代和盘整的过程,确实带来了话语的整齐度不高,但这个批评话语的整齐度也确实看我们怎么看,其实它的专业批评,刚才宁浩说的,专业批评体系,包括专业奖项,包括商业评价体系,包括可能主要集中在高校的文化评价体系,其实是不同的领域形成话语权,各自都有自己的存在感,不会到不同的领域去刷存在改,泾渭分明。

所以今天,带这样的一个迭代盘整的年代,创作者也急需要找到工业化建构和产业化发展过程中,找到自己作品的坐标位置的时代,怎么确立坐标,话语体系,确实是一个需要等待的过程,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各自的话语方式,有相对的批评对象的时候,大家有各自的评价价值的时候,这样的混乱,可能会稍微少一点,这是一个。

还一个,我是想说,对于批评来讲,实际上特别是对于今天新媒体批评人,他们更多的是用自己的话语方式讲述他们对于作品的感受,只不过是这样的新媒体传播力量大,带来的影评声音大,带来的影评的传播力可能多,但是不是能够真正起到严肃影评的作用,其实我个人从一个老师的角度来讲,我还是有点保留。那么在我看来,批示有两个维度的作用,一个是偏向古典的,应该告诉我们批评的话语应该揭示了作品的什么样的东西,这是经典的、古典的,带有传承性质的。

第二个,如何用新的思维,来判断今天作品的价值的问题,所以我觉着,这两个维度,至少从老师的角度,应该让学生明白的,而任何一个维度都不能取代另外一个维度,你不能随便对一个作品做这样的历史性判断。这是我个人的一些观察和感想吧。

当然,今天的从业者,来自各种新的行业,有金融界的、新媒体界的,他们的思维方式,包括生活方式都恩产生了不同的表达,似乎是批评,似乎是评价,但对于专业影评人或者评论家来讲,可能像聂伟说的,我们应该有我们的定力,我们应该知道哪些话语是感受,哪些话语是真正发现价值的。

这是我的一点感受,谢谢。

蒋小涵:谢谢冠平老师。下面这个话题我们要交给今天嘉宾阵容里最年轻的聂伟老师,我们想听您聊一聊70年的发展。

聂伟:我想呢,再往前看看,我们是不是可以回到历史情境里看我们的先贤,我就想到了梁启超先生的《少年中国说》,每次我们诵读的时候真的是心情澎湃,并且还有对现代中国的想象,讲到了独立、自由和进步。我们知道,那个年代里边,少年中国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现实。新中国成立后,更多的少年很快的成长起来,变成了青年人,1950年以来,青年人的表现,我们看1959年叫青春之歌,那是一种讴歌,到了80年代,叫青春万岁,同时跟万岁的呼喊本身叫青春记忆,带有一种怀念在里面。到了90年代,青春无悔。接下来到了新世纪,头几年对青年人的描述是非常奇怪的,可以用奇葩这个词,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少年还没有长大,就已经老去了,带有怀旧内伤的心理。后来有了《滚蛋吧!肿瘤君》等等。

今天,整个电影的市场,基本上两块,影视市场,比我们年龄大一些的,牢牢的掌握着摇控器,以及更加年轻的所有的同志们,我们都在控制着电影购票的APP。更多的年轻人,他们主宰市场,他们希望这些电影里能够反映他们。什么样的角色能够反映他们?其实还是一个奋斗的、有理想的,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生活的。

蒋小涵:我们说到青年的话题,其实我们就应该去畅想一下未来了,因为其实我们回顾过去,主要的目的,不在于对过去的回顾,更重要的是畅想未来,请五位专家分别讲一讲,你们觉得中国电影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对于未来你们有什么样的期许和愿景?

陈山:我讲中国电影,一开始就讲这个问题,第五代以后我们干嘛?我们实际上面临着一个比第五代更加广阔的平台,更加好的电影时代。主要三件事,第一个,人工智能,躲不过去,电影将从技术到美学层面,人工智能,整个电影的生产流程,要逐渐的人工智能。那么人工智能时代,电影将重新发明,电影长度、清晰程度都会突破。全世界的人都在一个平台上,这就给中国电影人提供了很大的创新空间,我们应该有更大的空间来考虑。

第二个,互联网。电影将来是否在影院看?因为5G咱们马上就要看到了,互联网是点对点的,是社会体系,不是通信网络体系,是一个新的社会结构、社会体系,给我们人类的精神活动和产业,提供了一种完全性的课题。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件事,把电影业中心搬到互联网上,创立一种新的影院观影的概念,观影就不一定在电影院看了,这是一个方面。

还一个,互联网带来了新的形态,短视频。短平快,现在年轻人很忙,短视频是第三种影像的形态出现,当然短视频也可能是系列的。

第三个,电影工业,郭帆让我们尝到了一点点电影工业的味道。你要跟国际接轨,要让我们的中国电影不光是给中国人看,也要给外国人看,打入国际市场,以行业标准来打造,根本不可能。所以郭帆做的这次,尽管很幼稚,但我觉得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所以我们第三步就是怎么样建立完整的制造体系。

那么中国电影,必须是世界电影,就是说我觉得,像好莱坞、宝莱坞一样,必须打开世界市场,中国电影才有真正的大的触动。那么怎么打开,什么方式打开,保持国家的民族的特点,怎么样和世界接轨,可以有很多的课题可以探讨。

现在电影学院,研究跟不上,老做没用的事儿,那么集中攻关,我们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还有电影美学,电影美学的体系已经不够用了,那么我们现在还在用原来的框架,就像老在拿胶片美学谈数字美学似的。

还有一个,人才培养,理工科的人在电影学院当中占什么样的位置?因为电影软件起来了,电视的知识结构肯定变了,这种学校形态,工业化时代,标准的生产螺丝钉。到了数字化社会,网络,点对点,自媒体,所以人类的生存方式,知识的结构、传输的方式,网络产品的传输方式,完全不一样了,大家在固定的场所学习,标准的教材、统一招生、统一培训模式,这个时代很快就过去,这给中国人带来了很大的机会,包括电影。

应该培养新的一种知识结构,我们面临一个新的伟大时代,我希望我们的年轻人,刚才聂伟讲的,我也很高兴,少年中国,青年中国,能不能使得中国电影一下子进入到电影的强国,谢谢大家。

贾磊磊: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维度来探讨或者回答。第一个,首先要了解我们的现在,甚至我们的过去。我们现在讲中国电影的辉煌比较多,讲它的衰落比较少。我们过去拍了那么多电影,折了,那么折的原因是什么?

这里有很多的有用的经验。但对产业来讲,我们对失败案例,我们绝对要认真的进行理性思考。陈部长说我们要热运营、冷思考,我觉得冷思考,很大的一部分,要对我们的经验教训进行充分的论证和讨论,这是我们真正走向未来的重要契机。

第二个,中国电影要真正健康全面的发展,特别重要的是依赖我们的制度和政策的完善,就是我们中国电影真正从2004年以后,其实我们的改革力度,最大的是在制度层面、政策层面、体制层面,人的思想没有什么变化,都是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的人,但怎么样适合电影艺术和发展规律上做改变,这个特别重要。

再一个,要完善关于电影的评价体系,电影绝对不是票房这一单一评价体系来衡量的,要全面健康的发展。

厉震林:我觉得中国电影发展的话,逐步的会成为世界二级时代,美国。中国现在特别像一个巨人,来到世界的闹市区,这个巨人来自于很遥远的地方,有着悠久的历史,知道腰围、身高,但就不了解品性,我觉得我们中国电影有这样的责任,让世界知道中国的性格、品行。

我觉得中国要出现一些大公司,有比较强的市场的抵御能力,我觉得这些的话,是我们下一步可以期许的。

吴冠平:从我的角度讲,就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我们希望通过学界不断的呼吁,让未来的中国电影政策,未来的制订和变化,能够继续有利于电影业活力的释放。第二个,我们已经开始做了,学科建设中,也在推这个事情,就是我们怎么理解电影,电影已经不是原来的经典意义上的电影了,跟很多影像已经混在一起,我们发现很多的多媒体影响,虽然短,但以有叙事的性质,在影像和视觉文化的大的潮流面前,我们理解变化、理解新的传播方式,是我们正在做的。

前一段,礼拜五,看了北京国际电影节VR单元的开幕,看了8K版的蔡导演的《家在兰若寺》,我还是第一次看长片的VR作品,已经让我们有一些便就是未来的影像,我们在说电影的时候,它意味着什么,显然传统的在电影院看电影只是其中的一种,可能是其中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未来我们会再研究推进这件事情吧。

聂伟:我想讲两个小故事。第一个故事,十多年前我给学生上课,我们一起来解读《灾难片》后天,那个时候有学生提问,说老师什么时候中国会有这样的灾难片,大家相顾无言。我们没有想到在电影中设置这样的故事的悬念,最后把它打开。我非常欣慰,在今年春节看到了《流浪地球》看到了北京的国贸大厦和东方明珠被冰冻起来了,我们用巨大的抗压能力,共同来接受那个小小的挑战,这个角度我们想说什么呢?包括今天很多高校的学生,要不妨把我们的电影的想象力打开得更大一些,我们不要在创作的一开始就给自己戴上紧箍咒,你放心,会有很多人给你保驾护航。

第二个事情,春节的时候,我们全家去看电影,但更小一辈的孩子不看电影,躲在家里玩王者荣耀和绝地求生,他们觉得游戏比电影更精彩,当时给我的触动,今天的电影已经开始分众化了。包括抖音、快手APP的日活量七千万人次,我们的娱乐时间是有限的,我们希望电影给hold住,但今天更多的新媒体来不断的来瓜分,那么未来我们是跟他们争夺还是共同的协商,都是新的课题。

蒋小涵:面对过去,我们面对中国电影取得的成就,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去喝彩,吨像和问题也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希望大家不断的努力和改进,希望下一个节点,我们会少一些问题,的多一些成绩,我们共同期待着中国电影成为世界电影的那一天早日到来,再次感谢大家关注,谢谢各位,也谢谢台上的几位专家,谢谢。

主持人:那么我们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光影七十年 奋进新时代”电影主题论坛就圆满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领导和来宾在百忙之中莅临本次活动现场,也非常感谢媒体朋友们对本次论坛的关注和辛勤付出,谢谢大家,最后祝大家工作顺利、生活幸福,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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